一 开垦荒地与治沙造田

生产劳动，是每个上山下乡城镇知识青年都经历过的锻炼，而且绝大部分知青参加的是农业生产，不过是时间有长有短而已。与插队和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不同的是，加入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投入的是由国家财力、物力直接支撑的以开垦荒地、增加播种面积为主的“大农业”生产，耕作方式明显区别于农村社、队的在已有耕地面积上的精耕细作。

文革期间，全国农垦系统共开垦荒地1967万亩，新增耕地1354 万亩。地处北疆的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等生产建设兵团，以农业为主，在开荒造田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奋战在沙漠里的团场，用三年的时间在沙漠中开垦荒地16万亩。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新建的六师，建师时只有98万亩耕地，大部分连队建在草甸子的沼泽地上。到1975年，经过垦荒，已有342万亩土地。

开荒是极艰苦的劳动，给兵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黑龙江兵团知青张宗培写道：“在北大荒开垦荒地，七十五马力'东方红’拉三片犁铧，油门轰到底，几乎还跑不起来。抡锄头刨，谈何容易。厚厚的草皮，千百年来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草根，一头下去，撅不起来，拉扯不动。只有先用斧子砍出几公分见方的一圈沟，用二卡子刀起一点，再用斧子横着将草砍断，随拽随砍。起出来的草皮子，薄的五寸，厚的一尺，含土量很少。再向下挖一层，连同弄碎的草皮子，才好下种。”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团场都有良好的开荒工具。黑龙江兵团六十四团，号召知青“一人一把镐，一镐三亩田，二亩种小麦，一亩种大田”，而每人的一把镐，是知青们捐钱买的。

如果说北大荒的荒地不好开垦的话，在内蒙古的大沙漠里造田同样不是易事。开垦者不但要搬走沙丘，还要改造土壤。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所在地是原来的太阳庙林场，地处内蒙古乌兰布和大沙漠北端，南边是连绵不断的沙丘，北边是盐碱斑斑的西大滩，面积数万亩。改造大沙漠，开发西大滩成为四团的主要生产建设任务。兵团战士们用柳筐担，用脸盆端，搬走了一座座沙丘，造田25000亩，试种水稻成功，培育成功第一代棉花，在寸草不长的盐碱地上，种出了玉米。一师所属的其他团场，也在乌兰布和大沙漠周围，同样肩负着治沙造田的任务。在当时为“治沙壮举”所写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豪言壮语：

定教沙漠变良田，荒原盛开大寨花。塞外恶浪练红心，钢筋铁骨治宏图。（《人民日报》1971年1月4日《沙漠新歌》）

蓝天作帐地作床，黄沙拌饭可口香。狂风为我送歌声，千里戈壁好战场。（《人民日报》1971年2月3日《战斗在黄河湾》）

地处库布其沙漠北部边缘巴拉亥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三团，同样在治沙造田上颇有建树，知青闵长琦写下了一段回忆：

1969年，一支军垦健儿，履冰踏雪开进茫茫戈壁……面对几千个封冻如铁的沙包，一些当地人说：“在这样的沙包地里还能打粮食？除非去北大荒取土。”而我们的战士却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渗透着烈士的鲜血，为了解放这块土地而壮烈牺牲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它穷而放弃它。今天，我们没有半点理由不把它建设好。沙丘虽多，搬一点就会少一点，我们军垦战士，一定要征服沙漠，开出万顷良田。”一份份决心书、请战书向雪片一样送到连部。于是他们以蓝天作帐地作床，开始了移沙造田的战斗。

沙包冻得坚硬，一镐下去，手震得生疼，才显出一个白点。许多战士的手磨起了血泡，震开了虎口，挥肿了胳膊，但谁也不甘示弱，个个汗流浃背，在呼啸的寒风中，只穿一件单衣还热气腾腾……大家脸冻肿了，手冻裂了，右肩压肿了就用左肩挑，每人的双肩都压出了血印，可没人放下担子歇歇脚。有位女战士一天压断了三根扁担。那个时节，狂风一起，天昏地暗，人都站不稳，不少人适应不了变幻无常的气候，口干唇焦，鼻流血，脸脱了一层又一层皮。就这样在自然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赶在春播前开出了一片土地。

春回大地，战士们见到自己开垦的土地上长出幼苗，别提多高兴了。可苗出土不久，碰上一场雨，牛皮碱一起来，几乎把苗全都盖住了。指战员们没有被吓倒，白天，天不亮就下地，中午在地头吃过午饭就顶着烈日接着干，晚上，踏着月色归。硬是用锹铲，用脸盆端，柳筐抬，把几百亩碱地剥了一层皮，枯黄的苗又变得绿油油了……

秋天，终于收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蔬菜。驻地附近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听说兵团把沙丘改造成良田，还收获了粮、菜，非要她的小孙女领她亲眼看看不可。来到八连，她捧起一把金灿灿的玉米，热泪盈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麦盖提垦区，地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1966年开始，有上万名来自上海、浙江、江苏的知识青年和原来兵团的老战士一起治沙造田，开发土地面积从原来的3万亩发展到13 万亩，粮食产量从300多万斤上升到1300万斤，牲畜从1万多头增加到3万多头，并且有85%的耕地实现了机械化作业。（*见《人民日报》8月27日文《浩瀚沙海变绿洲》）

扩大耕地面积后，改造土壤，增加地力，更是提高粮食产量必不可缺的环节，各兵团都在冬季大力开展积肥活动。这种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轰轰烈烈的“运动”色彩：

田野里光秃秃的，缺肥料的土皮表面浮盖着一层微白的碱晶。远处，战士们迎着风拉着小排子车向地里运送炕士、沙子和一些劣质的粪肥。团里的拖拉机也回来了，车斗里装着从连队里装的炕土，在公路上狂奔着。车后扬起一条长龙似的上下翻滚着的尘土。拉排子车的战士们个个脸上布满了灰尘，他们戴着棉帽子，有人还把帽“耳朵”翻上去，几趟下来浑身冒着热气，脸上流下几条汗水冲成的“小沟”。

几天前，在全连誓师大会上，一条醒目的横幅大标语令人记忆犹新：大干一冬天，定让粮食翻一番！会场庄严，气氛激昂，连同年轻的兵团战士们炽热的血液混同在一起，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大家心里都像是将要喷发的火山。连长安排文书提前给团里打了电话，务必晚上要给我们三连送电。那天，会场里比往常多装了几只灯泡。战士们按班、排位置整齐地就坐。连长白候伟作风俭朴，待人热情，一向深受战士们尊敬。他操着浓重的当地口音大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400多人，近7000 亩地，担子不轻啊！粮食要丰收，不是口号，而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兵团战士，就是要长这志气！大家要干起来，使出浑身力气干起来！”一阵掌声之后，各班开始纷纷上台表决心，送挑战书。男排战士血气方刚，互不示弱，女排姑娘芳心锦绣，不减春色。

没有肥料，我们除了掏厕所，就是拾粪。没有工具拾粪，只有用脸盆了。记得当时有人诙谐地说：“在这地方，咱们的脸盆使用率就是高，又洗脸，又洗脚，又拾粪，又舀水，下雨还能把水接。”我们硬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肥送到远离连队几十里的地里，用背包带拉耧把种子播进地里……

各兵团都涌现出了一批垦荒和积肥先进单位。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二十四团一连积肥班是一个女生班，成立于1971年5月。为了多积肥，积好肥，女战士们经常赶车到离驻地十几里的海渤湾市去，走大街，穿小巷，发掘肥源。找厕所，掏大类，除了脏、臭外，还不时招来讥笑，她们都满不在乎。1972年，连队下达的积肥指标是300万斤，积肥班完成了400多万斤，平均每人每天积肥 2000多斤。当年，积肥班荣立集体三等功。1975年1月，积肥班被授予兵团先进单位称号。

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耕地。根据1972年的统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耕地面积已达3033万亩，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年开荒400万亩，耕地面积达1700万亩；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年开荒100万亩，拥有耕地面积增为153万亩。

二 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

在当时农业学大寨的热烈气氛下，各生产建设兵团无不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农田水利工程，主要是修水库、挖渠、打井。每年冬天各兵团都要抓住农闲时机，组织大规模的水利会战。当时不但把农田水利工程视为建设边疆和农业学大寨的重要措施，还把它作为考验和锻炼知识青年的重要手段。无怪一位内蒙古兵团的知青后来这样说：“如果有人问我，兵团时期什么活最苦、最累？我会毫不思索地回答：挖大渠。挖大渠是后大套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每年必搞……说到我们兵团战士挖大渠，那就更多了一层‘建设边疆打先锋，一颗红心献农村’的政治色彩。”

大规模的水利会战，热闹非凡，如1969年冬季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织的甘南县查哈阳水利工程大会战，历时两个月，调动了数团兵力，轰轰烈烈，遗憾的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当人们以为水会在干渠中奔流，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的时候，传来的消息却是：兵团总部在选择地理位置上出了问题，由于地势偏高，连一滴水也没有蓄进，用冻土垒成的水渠在春天全部翻了浆，成了一堆堆烂泥，兵团战士的血汗白流了。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引黄（河）排灌水利工程大会战，是全巴盟军民的统一行动，1975年11月开始，历时三个多月。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属下的团场，大多已经移交给地方管理，但参加会战的知识青年仍像过去一样热情地投入了挖渠工程，为了省时间，早晨到工地，中午饭送到渠上吃，晚上仍不收工，没有照明设备，战士们就找来破棉花、烂手套，浸上柴油点起火把，挑灯夜战。工地是沸腾的，白天红旗招展，夜晚一片火海，18磅的大锤使劲抡，上百斤的冻土块，肩背人抬，推起小车一溜小跑……人毕竟不是铁打的，一旦收工，一个个拖着疲惫的身子，步履蹒跚，回到驻地倒头就睡。一位当年参加会战的女排长累得实在受不了，曾产生过这样一个念头，当她挑着萝筐十分吃力地爬上用冻土块堆起的渠背上时，真想从后面摔下去弄成个轻伤，只要不伤着骨头就行，这样就可以休息两天，哪怕一天呢，好好睡个觉。在工地上，不但有摔伤的、累垮的、昏倒的，甚至还有献出生命的……

在每年的水利会战中，人身伤亡事故时有发生。仅在记录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往事的《北大荒风云录》一书中，就有近10篇文章谈到了会战中发生的事故。

少数团场和连队，坚持多年一贯制的水利建设，注重实效，收效较好。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二十九团，在10年内对460块条田有计划地改造，共挖大、小渠道1000余条，总长1082公里，使全团12万亩耕地中有5万多亩成为稳产高产田。1970年10月至11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组织6个团的1.3万人展开江川抽水灌区总干渠、干渠土方工程大会战，完成土方185万立方米，使江川抽水灌区成为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灌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二连，1970年底在牧羊海边建点，当时只有1000多亩耕地，有灌无排，严重碱化。二连指战员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本连驻地周围方圆30多里的范围内，开挖渠道54条，总长100多公里，并且移沙造田，使耕地面积达到了5000多亩。1972年4月，兰州兵团一师从各团抽调1470人，组织了修建安西总干渠的大会战，1973年底完工，建成48公里水泥预制块衬砌渠道和 30公里防洪工程，可灌溉安西与西湖地区的80余万亩土地。但是确实有不少水利工程因为规划失误，实际上根本不能使用，少数工程后来虽然发挥了效用，可比起投入的人力、物力来，实在是得不偿失。甚至有的兵团领导突然心血来潮，在农忙时也要抽人去搞水利会战，1971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一团就曾赶上过一回：

正要麦收，团里忽然组织起水利大会战，机车抽去不说，还搭上了一百几十个劳力。水利会战年年搞，可到底利在了哪呢？谁也说不清楚；再说往年都是冬天搞水利，这大夏天的怎么修起水利了呢？

秉性耿直的连长反对团里的这种做法，不识时务地在大会上强调眼下麦收要紧，招致了团首长的严厉批评。说他在搞本位主义，说他目光短浅，没有革命的紧迫感。我想象得出团首长们侃侃而谈的那种活龙活现的样子。“修水利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这话，每年都讲，可年年都在冬天才“最重要”，怎么今年提前到了夏天就“最重要”了呢？

由于水利工程耽误了麦收的时间，本来丰收在望的麦子，在一场大雨后全泡在水中，损失已无法挽回。

为了表现在“农业学大寨”方面取得的成绩，在水利工程中还存在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乱报土方数额时有发生，这也是水利工程经济效益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何兴民描述的黑龙江兵团一师的水利工程，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实例：

三天前兵团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我们一师孙政委介绍学大寨经验时，兵团首长插话问一师水利土方数字，孙政委说有几千方，不想兵团首长火了，把孙政委轰下了台，后来听到其它师都是几万方、几十万方时，孙政委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天早晨，（四团）二十九连的两台红旗100马力和一台斯大林80大型推土机用钢丝绳连在一起，拽着一个大开沟犁待命。

对这种无规则拉沟我有点发怵，逼上梁山，就只好拉吧。我对司机说走直线拉沟，可没走多远，后车便响起停车的信号。

“下来！下来！”师长走过来挥着手。“这车你是怎么领的？你去后面那辆。”说着他上了第一台。

推土机顺着山根不停地前进，大开沟犁翻出的深沟像一条黑龙弯弯曲曲地爬在原野上。我蓦地醒悟了，这哪是农田建设，分明是向大地要土方。

……吃午饭时，师长坐着吉普来了，他端起水杯让我喝，我谢绝了，无名的烦恼缠着我。

“你不要生我的气，”师长坐在我身边。“我也是没有办法”他的语调带着一种忧虑。

“可这样不是太盲目了吗？”我说。他没说什么，坐在那里望着远山。他的心里或许也是矛盾的。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农业学大寨吗？……那一次水利会战给团、师都增了光，添了彩，进度每天都有惊人的突破。除了在大田里拉了几条沟外，在田间道和公路两侧都开了沟。

无疑，那土方数日日暴涨。

盲目照搬大寨经验，把抓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到吓人的高度，不讲科学、不计投入、不管效果，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但在各兵团普遍存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的作者杨遇春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基本建设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许多农场不从实际出发，盲目修水库，搞灌溉工程，建设‘旱涝保收田’，搞整平耙碎，建设‘海绵田’。据兵团1972年统计，从1969—1972年，全兵团共完成农田基本建设工程5800多万土石方，平均每年完成的工程量比1968年增加了3.3倍，建成灌溉面积100多万亩，排涝面积367万亩，水土保持面积76万亩。实际上，上述数字，颇有不实之处，加上许多工程缺乏科学的勘测设计，质量不高，有的工程远未配套，重建轻管，年久失修，万亩以上灌区39处，排涝区144处，多数无专管人员，泵站渠道破坏严重，工程受益面积逐年减少。”

水利工程年年建，年年修，大坝仍然免不了决口。水火无情，一旦大坝决口，宛如一场真正的战斗。1969年5月，内蒙古巴盟乌拉特前旗“二黄河”决口，十几个村庄被淹，驻在附近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一团迅速派人赶去堵决口，当时参加堵口的一名兵团战士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我站在车上往堤上望去，只见大坝上有一个大口子，河水卷着泥沙像一头巨大的猛兽张牙舞爪地翻滚着冲出来，向那广袤的田野，向一个个村庄扑去。口子越冲越大了，前方传来消息又有两个村子进水了。情况十分紧急。

“快！一排、二排运土，党员干部围堵。”连长急促地命令着。

我随着人群向草袋堆跑去，刚一打开草袋，就有五六把铁铣向袋内装土，眨眼之间就满满的了。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和在战场上非生即死的拼搏感，促使着我一下子背起这一百六七十斤重的草袋子向堤边跑去。几名排长站在决口的一边，把一个个装满土的草袋顺着堤边放入水中，眨眼草袋就被凶猛的河水吞没了。连长高举着马灯亲自指挥着这场战斗。我背着草袋拼命地在大堤上来回奔跑着。听说又有几个连也赶到了。远远望去，堤坝上形成了两条长龙，一条黄色的长龙向着堤口冲去，另一条却向着这边游来，两条长龙几乎汇合成一圈。北疆的夜晚，寒气袭人，然而汗水连外衣也湿透了，我整个成了一个泥人。背上的草袋越来越沉，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地抬不起来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咬紧牙关，吃力地移动双腿，一步步地向堤上爬去。这不仅是人与大自然的较量，更是一个青年人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情的体现，对自己意志的考验。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随着草袋的抛入，决口一点一点地合拢着。可是堤内的水面也随着决口的缩小在渐渐升高，河水咆哮得更凶猛了，像一只不屈服的野兽，挣扎着向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扑来，这个小口子随时都会被重新撕开，大堤上再次出现了险情。

黑暗中，不知是谁大声喊道：“党员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绝不能让大堤再次冲开！”喊声刚落，一个黑影跳下水中，紧跟着又有几人也一齐跃下。我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推动，抱起一个草袋也纵身跳下。一时间，两米宽的口子中已立起一道人墙。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时间，口号声，语录声，夹杂着河水怒吼声，汇合成了一曲震撼天地的交响乐。

上百个草袋一齐向水中人们的身后抛去。草袋越堆越高，终于露出了水面，洪水驯服地顺着河道向下游流去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住了，车站保住了。沸腾的大堤上，人们欢呼着，拥抱着，兴奋使人们忘记了一切。

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人们贡献着血汗、青春，乃至生命。轰轰烈烈，真真实实！由于当时政治因素所造成的种种形式主义，不讲科学的乱指挥，在人们的“付出”中，有一部分是完完全全的无效劳动。也许这是一个时代前进所不可避免的吧。

三 小镰刀大战机械化

农业机械化是早就提出来的发展目标。1970年12月，中共中央同意的《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又特别指出“第四个五年计划，争取耕作机械化水平达到可机耕面积的50%左右，排灌机械化水平达到60%左右。”生产建设兵团是国家支持的军垦事业，优先发展机械化，无论在农机配套供应还是在农机资金投入上都享有特殊地位，但是在农机的使用和维修、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农业团场的机械化程度，各兵团不同。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机械化程度较高，每个团场大多有几十辆机动车辆（包括货运卡车、拖拉机、推土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吉普车、救护车等）。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时拥有汽车716辆，拖拉机 756 混合台，每标准台平均负担耕地760亩。相比之下，云南、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的机械化水平较低，1970年云南兵团组建时，94个橡胶农场仅有各种型号汽车120辆，其中还有一部分因年久失修而不能使用，造成生产资料运不进去、产品运不出来的矛盾。当年国家不得不特别批给云南、广州生产建设兵团50辆汽车，应付紧急需要。

具备机械化耕作的兵团，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要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尤其是大片农田的收割，动辄是大规模的“机械会战”，场面确实壮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八团的知青王杰廉记录了一次机械大会战的场面：

团营首长决定，根据掌握的天气预报，抓住麦收中后期的几个晴天，集中一批收获机械抢收小麦。

成败在此一举。是夜，连长召集会议作出具体安排，“作战”地块如何分配，送水送饭怎样保证，饭菜花样该咋调理，通讯联络由谁负责……给我的任务是：收集会战情况，写好宣传报道。幸亏我多了个心眼，事先借了一辆自行车，要不，这大面积作战靠两条腿跑得过来吗？！

凌晨3点刚过，只见南边公路上车灯忽闪忽闪连成一片，灯光中夹杂着车轮扬起的尘烟，女副连长小张扯着大嗓门叫道：“来啦！来啦！”说话间，车队已拐弯浩浩荡荡开进通往连部的大道。

一个个庞然大物威风凛凛，纵贯大道。自动康拜因、牵引收割机、载重汽车和小型运输车，加起来足有七八十辆，往北，望不到头；往南，找不到尾。车队在这儿短暂停留后，便轰鸣着驶向各自的作业地号。

东方刚开始由红转白，“战舰”已经在千顷麦浪里驰骋……

平生哪见过这种壮观场面：眼前一片金光闪烁，那在麦浪中“鏖战”的收割机群，逐波剪浪，吞金吐银，在它们身后留下的是一片整整齐齐的麦茬，远远望去，就像铺在大地上的一层绒毯。地头公路边，“大解放”敞着宽阔的胸怀，接下了一斗斗金粒似的小麦，然后一溜烟奔向晒场……

晌午时分，我在地头碰到一个康拜因手，他和我是同一车来的知青。我想同他好好聊聊，可他却顾不上同我唠几句，只是大口大口吞咽着饭菜，后来干脆把剩下的一点菜夹在馒头中边走边吃。我冲他喊：“这么火烧火燎地干啥？”他只回了我一句：“那边人歇车不停，我们正同他们摽着干呢！”他跳上机车，随着排气管里冒出一缕黑烟，康拜因又轰鸣着驶进麦海。

大面积耕地、播种，当然更离不开机械，为了抢时间，有时甚至昼夜不停地驱机运转，那滋味可不好受。黑龙江兵团四十五团的女知青王祖俭有这样一段回忆：

寒风带着细碎的雨珠，疯狂地扑面而来。裸露的皮肉像被千万把锋利的刀一遍一遍地割。冷、痛，直到麻木，没了知觉。

站在播种机上，到处都是冷冰冰被漆过的绿色角铁，足令人望而打颤。前面的“东方红”不知疲倦地滚动，发动机吼叫着，粗大的链轨嘎嘎地磨着牙。那单调的奏鸣引来播种机不停的震颤。麦粒也在抖，不停地顺着一根根管子流向土地，它们还要经受无数的考验，才能生养出更多更多的后代。

黑色的土地伸向天际，空旷的田野上，能看到星星点点的拖拉机和拉着的播种机；低垂的天幕下，倒也浑然是一幅画卷，只是色调太冷。才十六岁的我，站在播种机上瑟瑟发抖，浑身上下都已湿透。不时麻木地向播种箱里添着麦种。整整一天了，中午那几个冷包子早已消化没了，我忍着，咬紧了牙。

老远见连长来了，我像看到了希望。他看到我们这副可怜相，多少也得发点慈悲吧！再者天也就黑下来了。我们可怜巴巴地望着连长，我只觉得喉头一阵阵发堵，低着头，忍着要涌出的泪，也不敢说话，我知道一张嘴就要哭。

“天还早，把这片地播完再收工，先吃饭。”这竟是我们盼到的希望。可此刻，我却没有了眼泪。同行的姐妹谁也不再说话。我们把一袋袋麦种拖上了播种机，车发出了沉闷混浊的鸣叫，拖着播种机，载着几颗被冷死的心冲进了黑暗。

风更急，雨更大，天更冷了，黑暗笼罩了一切。只有两支光柱伸向前方。我想起了温暖的家，想起妈妈。在寒冷与孤独中，满肚子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泪水夺眶而出，混着冷冰冰的雨水往下淌。

机械毕竟不是万能的，受气候和地理条件的限制，有时机械的作用非但发挥不出来，甚至造成副作用。黑龙江兵团为使机车在雨季能够继续作业，采用了给机车穿“木靴”的方法，但是却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雨一下就是 10天，颗粒状的黑壤土本就细如粉面，加上连队的麦地地势低洼，地里水分早已饱和，透过密密的麦秆儿，能看见一层薄薄的雨水。一脚下去，泥水能没及小腿，别说开机械下地收割，人行走都很困难。

我看见连长在指挥着拖拉机试着下地，老远听着机车哼哼地鸣叫，看着链轨搅起的泥浆，倒是像和泥。

没两天，团里又传下话来，要连里派人去兄弟连队取经。派去的人带来了新招，给拖拉机链轨上绑上木头防陷，然后用数台机车合力牵引一台康拜因。

那场面着实难见，数台“东方红”一字摆开，红旗一挥：轰鸣声震耳欲聋。

“铁甲车”滚滚前压，掀起的泥浆，打成团地下落。还真行，机车滚过，出现了一片整齐的麦茬。可一回头，我看见连长在那急得冒汗……

转年春播时，我们看到更可怕的事实。昔日黄色的土地怎么变成了黄白颜色，如同一张营养不良的面皮，痛苦地皱在一起；又像一片片赖癣，在本来丰满的肌肤上留下一块块腐烂流着泥水的皮肉。

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们才清楚，这里本是一片丘陵带，黑壤土只有一尺来深，“先进超人”的机器穿“木鞋”收割法，把没有肥力的黄白土壤翻了出来。

与机械打交道，难免发生意外事故，这些事故，一部分是技术操作问题，另一部分是过度疲劳后的松懈所造成。虽然防止机械事故的教育年年有，但仍然不可能杜绝事故的发生。

在“革命加拼命”、“大干快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气氛下，兵团农业技工人员、机车驾驶员及农机操作手的培训时间极短，造成了普遍的农机知识不足和机械保养不良的现象；野蛮驾驶和违章操作，更加速了机械的损坏。机械完好率过低已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机械的大量损坏、报废实际上大大降低了兵团的机械化水平。有的团场，后来不得不返回到完全畜耕手割的状况。财政部1972年的调查表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机车作业无规章制度，机车的完好状态比过去差，时间利用率低，机车事故多。以十八团为例，1971年机车完好率只有70%，出勤率65%，时间利用率60%，每项都比过去降低20%，并且发生了机车事故55起。同年，黑龙江兵团十团因机车事故死6人、伤14人，这样的情况在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同样存在。

另外，在不少地方还存在公然贬低农业机械作用的情况，片面地强调人的因素第一，认为越苦越累，越能体现出人的革命性。杨遇春不客气地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轻视农业机械作用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范围内，将“人的因素第一”强调到排斥一切的程度，因此，生产建设兵团一成立，就主张“不能靠拖拉机、康拜因，最根本、最重要的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开发北大荒，建设北大荒”。

1971年，兵团曾对三师二十九团做了一个调查，报告例举这个团的六连“地少人多，平均每人负担耕地20亩，但他们为了‘学大寨’，硬是用机械在耕地上纵横划印，然后用大量人工去刨埯，抓把粪，点播玉米”。兵团批转了这个报告，把它作为学大寨的好典型加以宣扬。

由于不断贬低机械化的作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常被搁置起来。在这一段时间，许多农场、生产队，除了机耕面积以外，从作物的播种、管理到收获的许多生产环节，机械化程度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连队改装的玉米点播机，不准使用，强令工人点播；大田作物的田间管理，年年搞“大兵团作战”，机关锁门，工厂停工，都去支援铲地，并且实行“两头（早、晚）看不见，地里三顿饭”；一到秋收，不仅玉米的收获需要动员包括小学生在内的人力去掰棒子，就连多年来一直是机械收获的大豆，也强调人工收割。当时的《兵团战士报》还刊出了宣传“小镰刀打败机械化”的文章。三师二十九团强调一律用人工收割大豆之后，从割倒、放小铺、集大铺到脱谷，作业程序多，综合每亩损失达30多斤……

对先进生产工具的轻视，导致对掌握这种生产工具的劳动者以及他们的技能的鄙视和漠不关心，许多机务技术人员和工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先进工人不少被撤换……又慑于“技术第一”、“白专道路”的帽子压人，放弃了技术培训，劳动力的质量显著降低，机械作业质量不好，机车技术责任事故大幅度增加。据二师十六团统计，在1971年的前 11个月中，全团发生机车事故51起，多是技术事故，占机车总数的 34%。其中，联合收割机引擎掉下摔坏、断曲轴、烧瓦等重大事故之多，为建场24年所仅有。十团当年机车事故就死亡6人，伤14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新工人不懂操作规程造成的。1971年新建的十七团，由于用“不突出政治”的帽子吓人，老同志不敢教技术，新同志不敢学技术，技术事故不断发生，全团有18 台中型拖拉机元宝梁破裂，2台拖拉机水箱冻坏，3 台小型拖拉机捣了缸。

总之，兵团的初期，人为地制造人与工具的对立，把充分发挥机械作用批判为“机械挂帅”，把丢开先进工具去拼体力赞扬为“人的因素第一”“革命化打败机械化”，严重阻碍了农垦经济的发展。

各生产建设兵团大多有自己的拖拉机修配厂或农机修配厂，团场则设有修理站。黑龙江、内蒙古兵团的下属单位基本可以做到拖拉机大修不出团场。有的团场除农机维修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的机运连，就颇有建树：

我团机运连是在原林场机耕队的基础上组建的，除十几台拖拉机、几间空车库、部分农机具之外，修理工具只有一台手摇钻和一把榔头……当时提倡自力更生，土法上马，机运连敲敲打打地开始了修理业务。

按照全军技术革新交流会的精神，我和大家一起组织攻关，开展技术革新和修旧利废的工作。青年们发挥了聪明才智，技术干部悉心教授，一项项新技术运用起来了，一个个新产品开发出来了，一台台新设备试制成功了。如我们试制出氩弧焊机用以焊接铝材和不锈钢板（清华大学在第二年才试制出第一台氩弧焊机）；用环氧树脂粘接法修补汽车、拖拉机发动机缸体；用镶齿法修复拖拉机边减齿轮；还把拖拉机改装成推土机，自己制造出多用综合电器、玻璃钢氧气瓶、电动抽油泵、拖拉机湿式空气滤清器、发动机小吊车、龙门吊车和电动制砖机等。所有这些技术、工艺、设备在70年代初的北疆沙漠被推广、应用，无一不凝结着我们这一代开拓者的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对当时的机运创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此，四团的机运工作曾先后受到师、兵团、自治区各级领导的表彰和奖励，使一师四团机动连在北疆颇有点小名气。

当然，也有不成功的革新，1972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七团某连在指导员的带领下改造联合收割机，就是一个假、大空的例证：

1972年4月20日。连里又开会了，无非还是研究改装5151号联合收割机的事，5151号车确实有些旧了。

“这回我们几个人要把它改造成国际水平的收割机，你们想想，把横向滚桶改为顺向，不就可以成为世界水平了吗？”指导员不断强调改造它的意义，真让人心里有些激动。

1972年6月24日。今天干了一整天的活，晚上加班干到9 点多，整个改造过程是边设计边施工，干脆说，是老牟师傅想到哪，就干到哪。我真佩服老牟师傅好想象力，只不过把滚桶向前移动1米，转一个90°，把钉尺改成纹杆就可以了。看来，外国先进水平也不过如此。听有人说外国农业使用全电子技术无人操作，八成全是吹牛。不过活全靠我们几个人手工干出来，却是挺累人的，干一天活累得腰酸腿疼，手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为了让河对面的苏联人看看，我们也有国际水平的收割机，累死也值得！

1972年7月25日。5151车的改造工程终于完成了……晚上开全连大会。指导员郑重地向全连一百多号人宣布：“我们中国具有国际水平的收割机，终于试制成功了！目前在我国只有两台，一台在广交会展览，一台就在我们连队的停车场，今年麦收就要大显威力了！”接下来又是一气什么防修反修，不依靠旧学校培养的臭知识分子之类的话。

1972年8月2日。星星还在东方天上列着队向前走时，我们就到了车上，由301号机手把5151号收割机拉到地头。今天就要正式开始工作了……人常说，天时地利人和，今天占全了：大晴天，天时；地号经过反复挑选，又平又直，地利；谁都想干好，人和。

8 点半，露水下去了，正式开割。但实际并不顺利，不是这坏就是那坏，总出毛病，急得老牟师傅满头大汗，把我们几个也累得够呛。整整一天，光修车了，根本没干什么活。·

1972年8月25日。我们这台国际水平的收割机还不如改造以前，那时每年还出不少活呢。那些农工也真坏，还编了什么顺口溜：“5151，割麦不如镰刀，5151，脱粒不如棍敲。”可有什么办法呢？

1972年12月20日。这台破车能参加全师召开的农机改造先进代表会，真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望着从全师十来个团拉来的各式各样改装机具，能让这台破车摆在其中，我心中很不是滋味。经过麦收、秋收两场考试，证明我们的改装不成功，可还要拉来，还要说它如何如何好。瞧，指导员正在向别人讲改造如何如何成功呢！改造车的事，他一点活也没沾，他有什么经验，无非大讲怎么革命化呗。

1974年12月15日。5151号车正式宣布报废了。

大田的田间管理，培育优良品种和推广先进种植技术，确曾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一连是兵团早就树起来的典型单位。该连党支部经常在《兵团战友》报介绍经验。在连长闻泽华的带领下，该连每年冬季的平地保墒工作都抓得很紧，土地的耙、平、压，都在4遍以上。该连还有一位66岁的“老愚公”王有余，每天顶着星星积肥，一个多月就积肥20000斤。一连有64名职工，连队党支部很注意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关心他们的生活。在经营管理方面，一连不仅试行了劳动奖励制度，还制定了连队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5章30条，并实行了劳力、土地、产量、工具四固定的生产制度等。内蒙古兵团二师的直属种子站，开辟了600亩种子田，为全师10个农业团提供良种。在北方尤其是沙漠地区种稻子的试验，也是从育种开始的。但是培育出来的稻种没有能够大面积种植，参加过试验的兵团战士后来揭示了其中的原因：一是黄河水下来有一定的时间，不能满足稻田经常用水的需要，二是排水问题没解决前，种水稻要造成土地盐碱化；三是从建设规划讲，这里需要大面积营造防护林，防风固沙，防止沙漠东移。以后几年的建设中，植树造林成了沙漠地区的主要任务。

大豆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产品之一，受到特别的关注。五十四团曾试种大豆优良品种取得成功：

这一年为创大豆高产，我们连科学种田、合理密植，试种了“三苗眼”大豆。

“三苗眼”，就是在一条田垅上种三行，为此还特别自行设计改装了“三苗眼”播种器。

不久豆苗初露尖尖角，接着几场春雨过后，豆苗气儿吹似地窜了出来，田间一片新绿。

“三苗眼”密植在兄弟连队已经试验成功，我们说是“试种”，一播就是 3450 亩。大豆长势喜人，可也急坏了连长。以往铲地的长把大板锄用不上了，不然就会草苗一块儿被刨下来。可时间不等人，雨水不仅滋润了苗也滋润了草，草苗并行生长，这可怎么办？

连长不愧是个好庄稼把式，他想出了改使小把锄铲地的办法。他的招一出，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招儿绝了，活儿，更够受的了。

“三苗眼”密植，看来非小把锄不行。尽管都清楚干起来是股什么滋味儿，但没人反对。接下来便进行全连动员，从大道理世界革命到农业学大寨数了一个遍。同时尽快安排赶做小锄 300 把。

300号人终于进入了位置。

这是铲头遍地，老百姓都说：“头遍如绣花”，意思是要细，像绣花那么细，一遍细，第二遍、第三遍就好办多了。可在一望无际的农田里“绣花”，谈何容易！

铲地开始，我就发现速度慢了，而且更累，但没有一个人说什么，都闷头儿干。不久，发现大家都只铲垅间的草，垅上苗该间的不间。按以往的情况是没有间苗这道工序的，因为是“三苗眼”，密植还要合理，所以提出了间苗的要求。俗话说：“豆打旁枝麦打齐”，这都是下乡后新长的学问。

连队开动员大会时，讲到了间苗问题，但大家仍有疑虑，况且间苗就更影响速度。田间休息时，我向大家重又解释了一遍，说明这是合理密植科学创高产的重要一环。学大寨，争取上《纲要》，就得舍得下功夫，既然已豁出来用小把锄“绣”，难道就不能再把苗间匀点吗？

知青是可爱的人。道理说过，他们都认真地一丝不苟地去做了。他们有的蹲着，有的跪着，有的大弯着腰，在田垅间“飞针走线”。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我们300人在有限的时间里是不可能铲尽这3400 多亩大豆地的。团里派来了几卡车人支援，经过半个来月的努力，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完成了头遍“绣”。

收获时节，“三苗眼”大豆获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收成。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团的上海女知青陆红珠，为了提高大豆的产量和质量，曾进行了“花生与大豆的缘远杂交”试验，虽然精神可嘉，但是终于未能成功。而同样是上海知青的梅民权，比陆红珠幸运得多。他从1970年8月开始在完达山北麓试种适于温湿气候的银耳（白木耳），并得到了上海农科院的帮助，终于在1972年试验成功。（见《人民日报》1972年12月20日文《“银花”开在北大荒》。）

但是，就总体而言，各生产建设兵团对农业科学研究的重视不够，甚至因为“突出政治”而破坏了科研的发展。仍以黑龙江兵团为例，不仅撤消了原来为垦区培养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农垦大学和王岗、赵光、宝泉岭三所农业中等技术学校，还撤消了原东北农垦总局农科所，农科所的科研人员80%下放到基层劳动，留下来的十余名科研人员先在试验队劳动，后来被派到一些农场去“开展群众性的科研工作”，导致许多科研项目中断，不少已经可以推广的良种失去了应用的机会，在十余年后才得以大面积普及。1973年，黑龙江兵团建立团、营、连三级种子繁育体系后，引进、推广、应用良种不当，出现了品种多、乱、杂的现象，小麦品种107个，大豆、玉米品种70多个，无法单收、单晒，给生产带来困难，加之有的品种未经试验立即投入生产，品种搭配不合理，造成了减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学院和塔里木农垦大学于1969年4、5月相继撤消，兵团设计院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组织也先后被撤消，科技于部不能发挥作用。按照新疆兵团1972年的统计，全兵团只有农业科技人员6992人，其中1766人被迫改行，1046人下放劳动，由自治区肯定并推广的“好条田、好林带、好渠道、好道路、好居民点”的经验被当做修正主义的产物遭到批判，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四 千方百计上《纲要》，拼死拼活过“黄河”

耕耘是为了收获，无论是兵团战士还是干部、职工，在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之后，都希望能得到一个好收成。收割、脱粒、入库，是每年都要有的最后冲刺，大面积播种的作物，不用机械而用人工收割时的滋味，普遍地留在了北方兵团人的记忆里：

小麦种在冰上，收在火上。7月中旬的河套平原，雨季尚未来临，天空骄阳似火，地里的麦子已是一片青、一片黄，麦浪滚滚，到了开镰收割的季节。

开镰的前一天，三连的500余名兵团战士整齐地列队在连部的大院里，由连长、指导员作战前动员：“是英雄，是好汉，割麦场上比比看！”凌晨4 点钟，嘹亮的军号声就把人催了起来，以排为单位整队奔入麦田。每3人划作一组，其中手快的一人打头阵，割4垅，捎带打腰子，中间一人纯割5 垅，后面一人割3垅，连捆带拣麦穗。这时，天刚麻麻亮，镰刀一伸进麦垅，讨厌的蚊子就一窝蜂似地涌了出来，趴在人的脸上、脖子里，死死叮住不放，人们根本无暇去顾及它。麦田的地头长有3里地，到中午只要割到地头，每人即平均1亩地，可称得上是棒小伙子。上午10 点钟以后，是人们最难熬的时刻，太阳烤得人直冒油，口干舌燥，腰已连续弯了几小时，此时更加疼痛难忍。我割几把就得站起来直直腰，不怕慢，就怕站，一会儿我便落在后边了。女青年似乎忍耐性较好，差不多冲在前边的都是女性了。常言道，女人怕坐月子，男人怕割麦子。这话大概有点道理。只听见，女四排的王燕儿带头喊起：“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随之，口号声此起彼伏，再加上镰刀的割麦声，人们的呼哧喘气声，宛如一曲美妙的交响乐章。我好像打了一针强心剂，精神抖擞，憋足了劲，一会儿又冲到了前边。

午饭后，大家累得倒头便睡。即使是这样，每班都有人牺牲午休，偷偷替战友们磨快了镰刀。那是真正自觉自愿地学雷锋，做好事，甘做无名英雄。

假若天公不作美，在麦收季节来个阴雨连绵，快要到手的好收成即成泡影。虽然兵团机械化程度较高，但依然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局面。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机械的作用反而发挥不出来，只能靠革命的精神、拼命的干劲，用人力夺粮，收回多少算多少。1971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就碰上了这样的厄运：

谁也挡不住老天爷变脸。1971年麦收时节，三江平原连续几天暴雨，接着又是细雨绵绵，没完没了。

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机械割麦是没指望了，即便是人工下地也实在够呛。

水，总算是缓缓地退了下去。泥泞不堪的麦田里，泥水没膝，人进去难以自拔。小麦出现了大面积倒伏，这一切都加重了麦收的困难。

团党委在召开的连干部会上，要求全团干部战士克服困难，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向大自然开战，全力以赴，龙口夺粮。

这是一片4000 亩的麦田，麦田低洼处，水还没有退尽。每天清晨5点，来自各个连队的知青就已在地头上集结完毕，彼此之间的对抗赛是无言的，这是知青的特点。

雨靴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灌篓儿，人几乎是泡在水里的。每人 18 根垅，大弯着腰，左手搅过一把湿漉漉的麦子，右手挥镰齐根儿顺手往斜下里带，说不清是一股子什么劲儿，两把三把就是一捆。这是巧劲，但架不住一天几千几万次的重复。天还是阴沉沉的，可我们却干得热火朝天。大家甚至不愿意直一直酸疼得几乎折了的腰，谁多直起一次，就要被少直一次的人甩下几米。实在难熬，就反手将镰刀把横在腰间硌几下。

难为的是那些女知青，她们像小伙子一样地干。来了例假，却没有一刻不是泡在水里的。

……每天持续在泥里和水里滚、爬。站着割不动了，就跪在水里割，用膝头向前蹭，遍身泥浆，几乎是在拼命。六师师长、全国战斗英雄王少柏看到了这样的劳动场面，他哭了，他说：“这样的战士，是全兵团的骄傲。”

就这样，我们连创造了人均日割2.7亩小麦的最高记录，并始终保持人均日割2.5亩的记录。

为了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经常性的动员会、表决心、展开革命竞赛等当然在所不免，领导们甚至还要抓住中间休息的机会开“地头会”，像这样的一次“地头会”，颇带有那个时代的气息：

“嘟！嘟！”传来了吃午饭的哨声。全连战士按班、排围坐在一起吃午饭。饭后，指导员召开“地头会”，由蹲点的团政治处主任讲话。他领着大家先学毛主席的指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过细地做工作，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然后主任对大家说：“同志们冒雨、冒着蚊虫的叮咬割麦子，辛苦啦！这次麦收战役是对每个兵团战士的考验，大家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用小镰刀战胜拖拉机。我们要坚持天天读，天天批，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他又谈到苏修入侵我国领土，挑起边界争端：兵团战士要准备打仗，随时准备反击侵略者云云。

开完地头会，大家就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毋庸置疑，在各生产建设兵团中都有一些获得过大丰收的团场、连队，并且获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按照当时的标准，能够达到自给的单位就可以受到表扬。首先应该做到的是粮、油、菜、肉“四自给”，然后争取粮、油、菜、肉、工资“五自给”。在当时的报纸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报道：

北大荒垦区，过去粮食平均亩产量在200斤上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管后，提出了垦区粮食亩产上《纲要》的口号（平均亩产达到400斤以上），并且要争取“跨黄河”（平均亩产500斤）、“过长江”（平均亩产800斤）。有人说道：“北大荒人少地多，向来都是广种薄收，要上《纲要》，神仙也办不到。”但是兵团人不相信。有一个连队提出了“每个战士、职工，平均每年生产1万斤粮食”的目标，并要在短期内实现亩产上《纲要》。在连长王池的带领下，全连积极开展了开荒、积肥和造良田的活动，在1970年就实现了亩产上《纲要》。1971年，黑龙江兵团一个团场的20万亩大豆获得丰收，其中有5个连队的18800亩小麦亩产上了《纲要》。1972年，黑龙江兵团六团在大灾之年仍然夺得了较好收成，全团149653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250斤，有的高产连队，小麦平均亩产在400斤以上。（*见《人民日报》1972年3月10日文《“北大荒”换新貌》。）

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某部，1971年粮食总产量1500万斤，197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663万斤，有72%的农业连队实现了“四自给”，并出现了5个年产百万斤粮食的连队。

西藏生产建设师下属的澎波农场，有职工、干部6300余人，开垦耕地10万多亩，从1969—1975年六年中，生产粮食10742万斤，上交国家商品粮 5100万斤，上交国家利润439万元。西藏生产建设师全师的情况也比较好。1972年，该师垦区受到了千旱、冰雹、病虫害等自然灾害袭击，仍然战胜困难，夺得了粮食总产量等于1971年的好收成，上交国家商品粮1000万斤，盈利100多万元。

报刊上宣传的“典型”事例不能反映客观事实，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总体而言，各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效益较低，很多连队甚至团场是欠收单位和经济亏损单位。在多年后人们较切实际的回忆和评判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记录。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连队，一年的生产记录是：“1970年，六十四团十七连播小麦8亩，绝产。”另外一个连队，则由于收获时受到水利工程的干扰，耽误了季节，结果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反倒欠国家 300元人民币。1972年，六十一团在麦收季节遇上阴雨天气，小麦大幅度减产，单产只有50公斤；大豆单产32公斤。1973年，又遇春涝，麦播推迟，造成大面积绝产，单产仅22.5公斤。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三团四连，在盐碱滩和沙漠上开出300亩水稻田，提出了争取吃饭自给自足的口号，但是秋后的收获只是半麻袋稻谷。同团三连种麦子，情况也不妙，“由于没有讲科学种田，没有管理经验，在贫脊的坡地上种地，自然是得不偿失。秋天拔那些稀稀拉拉、高不过膝的麦子时，也不知收没收回种子来”。五师四十三团四连，在草原上开荒种地，几千亩水草肥美的牧场变成了黑黝黝的农田，但是收获时每亩只收回30多斤小麦，连种子都不够。

大量农业团场的歉收和绝收，造成了整个生产建设兵团系统农业生产的快速滑坡，国家统计的年产量数字清楚地反映了这个问题：

1969、1970两年，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垦种土地近4000万亩：拥有拖拉机15000台；其中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两年生产粮食9700万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粮食总产量达15.6亿斤，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1971年，全国生产建设兵团粮豆总产量共计50亿斤，平均亩产量194斤；新疆兵团粮食总产量15 亿斤，单产246斤，上交粮食近2亿斤。黑龙江兵团粮食总产量26.9亿斤，单产180斤，上交粮食10亿多斤。内蒙古兵团粮食总产量8172万斤，1969—1971年，三年平均粮食单产80斤，吃掉国家供应粮2亿多斤，超过了三年的粮食总产量。

1972年，全国兵团粮豆总产量46亿斤，平均亩产量175斤。

1973年，全国兵团粮豆总产量41亿斤，平均亩产量167斤。

单一兵团的生产情况更能说明问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与1966年相比，职工增加了12万人，耕地面积却减少了52万亩，粮食总产量减少19.5万吨，下降30%；棉花总产量减少0.98万吨，下降39%；油料总产量减少到5000万吨，下降34.3%。1966年兵团上交商品粮27.5万吨，1974年吃国家返销粮1.7万吨。

兰州兵团一师1970—1974年开荒4万亩，边开边弃，择好地而种，耕地由1970年的23.89万亩减为1974年的20.46万亩，播种面积由19.18万亩减为18.18万亩，粮食产量由1970年的793万公斤增长为1974年的1095.8万公斤，增长38%。二师改造老农田9.7万亩，开荒配套10.38万亩，1974年耕地面积达到27.6万亩，比1970年增长8万亩。1974年产粮1199万公斤，较1970年增长12.1%。一、二师的前身农建十一师，原来是一个缺粮单位，每年由新疆兵团支援粮食400万公斤。改建兰州兵团前，新疆兵团支援粮食的任务中断，所缺粮食由甘肃省解决，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1970年，一、二师共缺粮399万公斤。1973年，一师缺粮 413 万公斤，二师缺粮 34 万公斤。1974年，一师缺粮 425万公斤，二师粮食基本自给。在青海的兰州兵团四师，农业生产情况同样很不理想。1970年，四师播种面积为8.11万亩，产粮441.38万公斤，平均亩产58.2公斤；油料作物产量为1.27万公斤，平均亩产2.5公斤。1974年，播种面积降为6.31万亩，产粮244.15 万公斤，平均亩产43.5公斤；油料作物产量为2.14万公斤，平均亩产5公斤。

由于人力投入过多和机械花费、农药施用等花销过大，兵团所生产粮食的成本高得惊人，平均一斤小麦合几元钱的事并不是非常罕见。例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一团，1970年播种3.8万亩，粮食总产量为210万斤，平均亩产只有67斤，每个职工平均生产粮食 466 斤，创造产值174 元；二师十八团十连，1971年水稻每亩成本284元，收入50元，每亩亏230多元；一师四团十连，平均每亩只打4两粮，每斤粮食成本 66 元；而当时北京市商品粮的售价，1斤白面是 0.185 元，1斤好大米为 0.197 元。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生产情况参见表 4-1和表 4-2。

不计成本的生产，产出越多，亏损越大。各兵团绝大多数的农业团场都亏损，并形成了全国所有兵团的巨额亏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从1968—1973年，基本建设投资8.1亿元，拖拉机增加了 55%，耕地面积扩大31.5%，但粮豆总产量减少 35%，平均亩产量降低41%，上交国家商品粮减少72.5%，6年累计亏损8.22亿元，平均每年亏损3亿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1953-1966 年，14年盈利 10.54亿元，1967-1976年，共亏损12.93 亿元。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69—1971年，国家拨基本建设投资2.33 亿元，弥补亏损0.786 亿元。无怪有人说：“组建三年，花了三亿‘学费’，现在才知道兵团是搞农业生产的。”兰州兵团一、二师，1970—1974年共计亏损7244.62万元；四师1974年比1966年亏损增长 59%，1970—1974 年亏损总额超过了 3000 万元。

生产建设兵团的严重亏损和粮食产量的持续下降，不但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困难，还影响了全国粮食购销计划，理所当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1973年9月26日，黑龙江省粮食局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粮食生产和预计交售情况》的报告，列举了兵团组建以来历年的粮豆生产和交售情况，并指出1973年兵团粮豆产量和交售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有三条：“第一是自然灾害很大，春涝严重，部分播种面积违误农时，播种质量不好，造成严重减产；第二是生产指挥不力，小麦播期已过，本应改种大豆、玉米但仍按计划到了5月中旬继续播种小麦450万亩，致使大豆的播种期也普遍拖后，其中有一半左右播在极限期的‘芒种’以后，而又不是早熟品种；第三，是机械不配套，维修跟不上，维修用钢材每亩仅有0.2至0.3斤（1968年为1斤），致使机械技术状态不好，许多连队没有钉尺耙，田间管理跟不上，草荒严重，化肥减少，平均每亩仅5.6公斤，而1968年平均每亩为17公斤。”

全国粮食会议10月4日印发了这份报告，同时分送给总理和国务院各业务组。10月6日，李先念副总理在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要吃国家的粮食呢？我想兵团的全体指战员是不会甘心长此下去的。……材料所写的几个原因，可能有些道理，但不是主要的道理，问题在于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方针、政策不正确，人们的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希望农林部和黑龙江省委抓一抓这个兵团的工作……从方针、政策上总结经验，错了就转过来，这样，就可以鼓舞士气，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为国家多贡献力量。”此后，李先念又在全国粮食会议上指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拖拉机最多，他不是年年增产，而是年年下降，我看他七减八减，闹出吃别人的粮食，他就舒服了。”

歉收的农场，当然要努力改变局面，领导们一再发出号召：“不当伸手派，不吃亏心粮”（兵团由国家供给商品粮，可谓旱涝保收），“力争打好翻身仗”等等。当然，不亏损的团场有理由出来介绍自己的事迹和经验。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团党委就曾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叙述他们如何一方面抓好生产，一方面搞好多种经营，在1972年使得42万亩小麦的产量增长了一成，向国家上交商品粮4200万斤；该团从1970—1972年，每年上交的利润达200多万元。西藏生产建设师1970年亏损1179.6万元，1971年转亏为盈，盈利1.1万元，实现粮食自给，并向国家交售商品粮452万公斤。从1971—1978年，西藏生产建设师一直是盈利单位。但是这样的师、团场毕竟是少数。很多亏损的连队乃至团场，直到兵团撤消时还未能扭转局面。

从1973年开始，各生产建设兵团逐步由大军区划归省、自治区领导，并增加了新的投资。如黑龙江兵团交给黑龙江省委领导后，1973—1975年，黑龙江垦区得到基本建设投资6亿元，农用拖拉机增加了2500台，联合收割机增加了近2000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亏损19750万元，国家拨补7000万元，其余部分由兵团自行挖潜解决。农林部、财政部在复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函中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近年来粮豆总产量逐年下降，亏损越来越多，今年粮食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是很可喜的进步，希望……尽快做到转亏为盈，为国家多做贡献。”1974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生产有了起色，粮豆总产量达到31.5亿斤，上交国家14.7亿斤，但亏损的帽子还是没有摘掉。

生产建设兵团以农业生产为主，又搞不好农业，原因何在？除了当时已经引起人们重视的管理体制问题外（这一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第十四章专门讨论），还有生产经营中的诸多问题。我们可以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生产的评说来解释这些问题。该书作者认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仅在农田基本建设上盲目照搬大寨经验造成了不良后果，在选择作物栽培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

由于强调“千方百计‘上纲要’，拼死拼活‘过黄河’”许多农场原封不动地照搬省内学大寨的典型涝州公社的生产措施。例如，玉米的种植，在垦区，因为早熟、高产品种没有解决，加上各个生产环节的机械化程度都很低，被认为是“难种、难管、难收、难吃”、经济价值又低的作物，只是它有时可能获得比较高的单位面积产量，便强调扩大玉米种植面积。1971年全兵团玉米种植面积由60年代末期6%左右扩大到了12.9%，个别农场竟达30%，由于以上原因，基层干部和工人不愿种，1972、1973年降低到7%，可是，又被批判为“以钱为纲”。对玉米的种植，兵团大力推广大寨和涝州“一埯双株，人工抓把粪，横穿带玉米，高粱拐子苗”，以及“三带一复”（大豆带玉米、土豆带玉米、瓜类带玉米，小麦地复种糜子或豌豆），搞“土豆夹着玉米过长江”等等。这些在大寨、涝州以及其他地区，都可能是成功经验，但是，在黑龙江垦区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显然很难适应，这些措施的强制推行，使20多年实践逐渐形成的、比较适应机械化生产的生产秩序和制度，因之而废弃，不少方面又恢复到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和生产措施，事实上造成了生产力的倒退。

贬低农业机械的作用和忽视农业科学技术的现象，有目共睹；生产上的“瞎指挥”更是司空见惯：

1970 年7月，兵团四师四十三团曾下了一道麦收“命令”，要各营、连在麦收中“突出一个早字”，在8月1日前麦收全面报捷。于是，大部分连队的小麦在黄熟中期、初期，个别连队甚至在小麦腊熟期就开始收割，严重伤镰。全团7.7万亩小麦，每亩少收30至40斤，全团减收达300万斤，增加了全团的亏损。这种违背生产规律，脱离实际“一刀切”的瞎指挥的事例，在兵团的前期是极其普遍的。

由于兵团的生活方式要求军事化，生产和生活秩序也强调高度统一。但是，兵团的多数主管干部，又缺乏指挥机械化农业大生产的经验，加上对“旧农场”、“旧干部”、“旧知识分子”的歧视，不愿意、也不可能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只靠自己的主观意志和小农经济、小生产的传统观念来认识机械化农业大生产。因此，尽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想把生产和工作搞上去，使经济有所发展，却常常事与愿违：有的同志到田间检查工作，看见机务工人在进行双班保养，就批评是“磨洋工”，“好好的机车，大好的天气，为啥不抓紧干活”；有的领导听说那枝高叶茂的玉米要作青贮，认为违背了“以粮为纲”，立即决定，必须等玉米成熟收了粮食再割倒喂牲口，而且指令今后不再允许有青贮的种植面积。每年农业生产的春耕、播种、夏锄、麦收、秋收等生产阶段，兵团（或是师、团）总要发布“命令”，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一刀切”的要求，如统一的“开始投入战斗”、“战役报捷’时间，统一的作业程序和步骤，等等。

当然，对上述指挥生产的方式，兵团不少同志（包括多数现役干部）是看到了它的严重危害的。有的提过中肯意见，有的在行动上有所抵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它的危害，而且促使它得到过一定程度的纠正。比如，兵团政治部1971年在对二师进行了广泛调查以后，给兵团党委写过一个报告，提出：“有少数现役干部以掌权者、改造者、领导者自居……把个人意见当作党的指示和命令下达。在生产指挥上，不走群众路线，不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懂装懂，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瞎指挥，给生产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有的团要求所有连队在9月19日把苞米全部割倒，结果因为没有成熟，减产20%；有的团今年麦收要求各连队同一天开始收割，结果有的小麦正灌浆也被割倒了。”这种比较清醒的认识，直率而中肯的批评，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兵团一经发现，在许多方面也做了一些必要的纠正。但是，在“左”倾错误泛滥，到处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形势下，这样的生产指挥和经营方式，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它对生产发展的消极作用，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延续。

此外，过量接收城市知识青年和大量安排原国营农牧场职工子弟就业，使得各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力增加的幅度远远超过了生产发展的速度，不仅工资总额比生产总值增加的速度快得多，还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急剧下降，降低了劳动力的质量，增加了劳动管理的困难，加剧了职工生活的困难。领工资的人越来越多，干活的人越来越少，已是生产建设兵团普遍存在的现象。

盲目的开荒和毁林造田，不但没有增加粮食产量，还大大破坏了生态环境，不得不在兵团体制改变后由地方政府组织力量进行挽救。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牧区草原上大规模开荒，引起大范围的草场退化，70年代后期，自治区党委为保证畜牧业的发展不得不大念“草木经”，还农田为草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属的石河子垦区，原来是享名全国的优秀垦区，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受到严重破坏，18万亩林带有4万亩被砍伐，也不得不在1977年后重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规划。

近百万知青加入大农业的劳动洪流，抛洒血汗，虔诚地“劳其筋骨，伤其肌肤”，再加上国家的巨额投资，换来的不仅是高价粮食和一顶顶难堪的“亏损”帽子，还为后来留下了骂名。近十年来出版的书中，凡是提到生产建设兵团，总是列在“文化大革命对农垦事业的破坏”一类标题之下。老资格农垦战士刘培植的说法，代表了人们的普遍看法：“以 80亿元的代价换来的生产建设兵团经营成果，实在是中国经济上的一大灾难。”